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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江青集團的勝利

2015-12-15 作者:管理員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干部群眾長期郁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于在1976年清明節前后爆發出來。

  這種不滿像火山熔巖一樣不可壓抑的迅速噴發,是由“四人幫”壓制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人民群眾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悼念活動,而且加緊展開了對鄧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迅速轉化成憤怒的情緒,并進而轉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等城市的群眾沖破“四人幫”的阻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首都人民也匯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聚集了200多萬京內外群眾的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共和國歷史上罕見的“花山詩海”中慷慨陳詞,深切懷念周恩來,怒斥“四人幫”迫害周恩來、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感人場面。當時在廣場上爭相傳抄、凝聚著愛和恨的那些詩詞、傳單,莊嚴地表達了人民群眾要求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心聲。當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被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群眾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了嚴重沖突。一場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就這樣被壓了下去。盡管如此,這場全國性的運動,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天安門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決定在周恩來逝世后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隨著鄧小平的被撤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推開。

  1976年7月6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后,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蔑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干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占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并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后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抵制、抗爭和斗爭是十分艱難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站在斗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干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后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于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的知識分子、勞動模范、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各民族各階層的干部和群眾,絕大多數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斗爭,共產黨員張志新等慘遭殺害。

  正是由于各級干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抵制、抗爭和斗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它留下了永遠不應當重犯這類錯誤的深刻教訓,從反面為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鑒。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這些錯誤終究是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但在晚年對許多問題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重用過林彪等人,也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他重用過江青等人,也對他們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對后來黨順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的安全,頂住國際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特別是七十年代初,他適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及時對外交工作作出富有遠見卓識的重大戰略調整,使我國的外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開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與日本建立外交關系,陸續同一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建交,為后來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在“文化大革命”中,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這些都是同毛澤東的作用分不開的。

  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后半生,領導黨和人民抵御來自國外的威脅和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探索。這些重要的歷史功績和探索的首創精神,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這是應該引為沉痛教訓的。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生,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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